谈了一阵子，我发现军事专家张召中沉默了。尽管现在观众对张召中有多种评价，但仅就电视嘉宾而言，张召中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在镜头前最松弛的嘉宾，他对镜头浑然不觉。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会听，会记录，偶尔仰头冲天花板看几秒，或者再看看自己手头的资料。完全一副在办公室里的样子。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问他。他略一思忖，说：“这仗打得有点意思了，怎么美军刚打了四十来发炮弹就停止了呢？这不像一场真正战役的开始，这里面有问题。”作为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嘉宾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有了观点，就有了吸引力。果然，张召中的观点引来其他嘉宾的极大兴趣，围绕战争是否真正开始，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了许久。事后，事实证明张召中的那一次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当天宣布战争已经打响，但３月２０号只是美军的一次“斩首行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两天后才全面开始。
我们的嘉宾无疑都是最优秀的，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这里，我愿意把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演播室里的嘉宾名字记下来，我相信，在中国的电视史上难得有一次那样的嘉宾阵容：学问权威，同时各有千秋。他们真的是好样的，他们大都第一次参加直播，但是他们的表现会让许多职业主持人汗颜。在那样的紧张氛围里，他们不仅不慌乱，反而从容镇定，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是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主攻国际安全）、杨成绪先生（主攻国际战略）、陶文钊先生（美国问题研究）、李绍先先生（中东问题研究），军事专家张召中先生（主攻军事科技与装备兼军事战略）和张天平先生（主攻军事战略）。
过后，我一直有点怀疑，当清一色的男性专家一字排开坐在屏幕的左边，而我一个女性独自一人坐在屏幕的右边，谈论的还是战争主题的时候，那屏幕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倾斜。那场面大概需要我有很好的定力。我知道，我的年龄和阅历在那时候是要帮我的忙的，它让我具备了一种起码的资格：至少那还是一场成年人的谈话。我十分看重谈话的资格，我认为那种资格不应来自于我所在的媒体，而是源于我的自身。我希望嘉宾没有白来一趟，我希望他们乘兴而归。
事后，我一直有些后怕，在往常，这样大型的谈话不知要做多少准备，和嘉宾要做怎样的沟通才敢在演播室进行（而且一定还是录播），而那会儿，就那样，谈吧！
我一直没有和专家们交流过，他们是否愿意在屏幕上同我对话。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给人轻松感的人（从小就不是），这是我在人际交流上的一个弱点。当我认真地坐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对方的最佳状态最好就是严阵以待。而对于一场谈话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开始。
我觉得我是能做访谈节目的，关键要看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天生对人和事物容易产生质疑，让我去质疑对方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质疑的过程中，我的快速反应和犀利就有成为优点的可能，反之则很难说。
一家媒体对我在战争直播的第一天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述：
“徐俐职业干练的形象在此种形式的直播中特别能够给观众以信赖感，其本身的气质和战争直播的性质能够契合。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比较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主要在五位专家之间进行穿插与沟通，同时及时播报最新事态进展情况。我认为，徐俐对整个伊拉克战争整体上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问题都比较到位，能够引出专家对新角度的阐发和讨论。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的语速也比较合理，能够烘托直播氛围。但有一点瑕疵则是，她的语气似乎稍嫌过于严肃，在观众接受方面不知会不会产生问题。”
这位作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恰好是他担心的这一点，使我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质疑，有人不喜欢甚至排斥，言辞激烈的干脆就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必须承认，从业二十五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遭到部分观众的质疑，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你真的有什么不对吗？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我稍有点闲心的时候，我开始仔细审看自己在战争期间做的所有节目。那是件很费时的事。客观地说，开战第一天的节目，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能够做成那样已经实属不易，我给自己判了个及格。糟糕的是第二次。
对这次战争报道，领导和相关人员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所以大家第一次在中央台的新闻直播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同步报道，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过去从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在每天长达二十个小时的直播中，除了少量的事件同步画面、电话连线、逢正点的新闻播报，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需要演播室访谈来填补。但是，谈什么，怎么谈，没有细致规划，至少在战争进行的初期天天如此。
一天十来个小时，和嘉宾谈什么好呢？我发现头两天的节目有些乱，从结构上看谈话的随意性较大，缺乏通盘考虑，我想安排得有条理些。于是我和当天的应邀嘉宾张召中先生沟通，节目一开始，先对一天的战况作综合评述，再请国际问题专家对当时或当天围绕战争而发生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梳理，一晚上分成前后两个时段，每个时段设置一个核心话题。设置核心话题一是为了让谈话听起来有中心、有条理，二来在没有新闻事件可评可述的时候，核心话题可以帮自己抻节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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