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他

　　道明对我说，身边没有男人的女人相当于半个“失业者”，他说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职业就是一个好男人。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国难当前，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到最低谷

　　、最残酷的时期。2003年3月，北京开始恐慌，人们开始抢购，流言四起，乌云密布。工作上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每天“连轴转”的工作弄得我身心疲惫。

　　就在这时台里的同事给家里送来几箱方便面、榨菜和水，即使北京出现意外，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能过几个月了。为此，妈妈常念叨说朋友很义气，关键时候就能看出真朋友的品格。我也只能深深叹息，一个女孩子带着两位70岁的老人在这个时候的确不容易，好在难时还有人伸手相助。

　　晚上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这时北京的电视收视率应该是最高的。街上静悄悄、空荡荡，人们足不出户，但都在家里竖起耳朵、瞪着眼睛，注视着电视中播送SARS的动向。电视里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风犀利、问题深入，层层紧逼，穷追不舍。“什么是政治？救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急了。

　　钟大夫正是这个时期的焦点人物。被看作圈内的杠头，也是病人的救星。这位67岁的老人是战士、是勇者，还是绊脚石？无论为人做事都颇有争议。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来几个电话，她很着急地跟我说：“三三，我希望爸妈来日本躲一躲，国外报道老人如果染上‘非典’，死亡率很高。”

　　“好呀！他们在北京，我还会有后顾之忧呢。”可我心里在打鼓。

　　“你也一起来吧，日本很安全，没有‘非典’。”

　　“我就算了吧，台里说了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我半开玩笑地推辞着。这个时候走开那就真是临阵脱逃了。部里的几位外地临时工作人员已经回老家了，我干着几个人的活，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

　　我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爸妈太好

　　挂上电话，心里有些无助。这个时候爸妈要是真的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的寄托何在？更会不知所措了。

　　转身看到二老眼中的兴奋和焦虑。知亲莫若女，他们现在想去工作和生活过5年的日本。那里方便、干净，没有“非典”的阴霾，又有二姐夫妇的细致照料。常言道：“千孝不如一顺”，顺着两位老人吧。自知此事已成定局，心里一丝酸楚，强笑着说: “你们赶快走吧，我也好交班了。”

　　爸妈在日本使馆有着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一个明媚的清晨我送他们去机场。今天的首都机场非同寻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班机，送机的人都不能进入机场大厅。只有乘客凭机票，经过严格的体温测量之后才能进入机场。机场里的旅客寥寥无几，要不是出于无奈，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坐飞机呀？

　　爸妈亲亲热热手拉手走进了严阵以待的机场，不时回头向我挥着手，“一个人多小心！”

　　“没事，放心吧，我习惯了。别忘了上飞机戴口罩！”我隔着栏杆喊，喊完转身就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流下的眼泪。要是看见了，我保证妈妈能退了机票跟我回家！

　　开着我的小吉普“蓝风筝”，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泪，没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机场！从小就恨！习惯了寂寞，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机场里有我太多的悲欢离合。北京、成田、伦敦、戴高乐……我就像一个没有写清地址的国际包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接来送去，怎么也到不了家。回国后，终于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爸妈走了，这点刚刚在心里萌发出来的感觉也一起被带走了。

　　我常开玩笑说，至今我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妈太好，我感觉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这次爸妈走了，心里真是慌得紧，没着没落的。SARS还紧随我们身边，还是让工作把自己填满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经验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着自己把承受孤独变成享受寂寞。

　　这段日子不好熬，前两天录《欢聚一堂》的时候，嘉宾演员都已到场候着了，突然一个指示，根据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众集会，所以立即取消了录像。众人在一片无奈声中离去。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发了，活生生地给嚼了吞下去了。

　　动真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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