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坐火车了。前天去外省的一个县级市，火车最便捷。记得以前，坐火车就意味着出远门，自己的心思是坐得越久越好。我曾经在卧铺车厢的床铺上写日记，一路从长沙写到北京。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写的。

　　现在当然没有那样的雅兴。夜间上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已经不太方便，所剩的就是看人，运气好找个有趣的人聊天，旅途就还算不错。

　　返程的时候果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女人。

　　我是半路上车，去的时候，她已经在车上了。那组卧铺的六个床位，包括她四人已在，我和先生半道插进去。我发现我的床位上已经躺了一个老太太，那女人立刻说：换换行吗？其实女人的床位就是下铺，老太太睡的是她的铺位，只是老太太把具体位置睡错了，睡到了我的下铺上。当然可以换啦，何必让老太太再起身呢。女人也跟着换，把随身行李放到了老太太头顶的中铺。

　　女人不时替老人盖着被子，看她对老人的体贴劲儿，以为是一家人。听完几句闲聊又发现不是。老人和儿子旅行，女人独自一人，他们是同一个县的，都到北京看儿子。也许共同的目的让他们彼此接近，或者山东农村人朴实，或者因为女人尊老爱幼，总之他们很热乎。

　　老太太的儿子让我猜女人的年龄，显然他是知道的。我说大约四十五岁上下，女人伸出手指头：五十二了。语气里有点得意。农村女人显年轻的不多，看她的气质似乎不像在地里干活的，就问她是做什么的，女人回答是家庭妇女。我说不像。

　　女人好像很乐意我猜她的身份。在我猜的当口，她两手抄在袖筒里，一条腿不经意地抖着，面带微笑。我说，凭感觉应该是搞管理的，她说不是，她就是家庭妇女。老太太的儿子闷不过便插句嘴：原来在机关，现在自己当老板了。女人赶紧用手势打断他，一副不高兴的表情。

　　不知她为何愿意告诉那位同乡，而让我这个城里人费劲的猜。或许她已经多次在城里人面前玩过这种游戏，城里人多半猜不到她的家妇身份，猜不到就会让她很高兴。后来她一直坚持她是家庭妇女，即便是自己做着生意，也是家庭妇女。

　　接着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已经在北京工作，去年替儿子买了一套房，还有车，儿子准备结婚了，儿媳是个博士生，两个人都非常优秀。

　　她说十九岁的女儿现在家里跟着她做生意，我问女儿找对象了吗？她说没有。我问想找什么样的女婿，她说一定是公务员。女人做生意，男人当公务员多好。现在的公务员都是考的，能考出来就很优秀，只有优秀的人才是我女儿需要的。女儿会听你的吗？我问。当然，这么好的建议为什么不听呢？我先生就是公务员，已经有榜样了。

　　女人矜持地说着她的状况，语气干练干净，配合着她的手势，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给人的感觉，这是个很能耐的完全不像农村女人的农村女人。她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相信世上的事情只要努力。“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她说。女人显然很成功，有钱，有体面的丈夫，有争气的儿女。“北京我常来，”女人强调说。

　　对一个农村女人而言，女人的所有当然值得别人羡慕，她显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她乐意让城里人猜她的状况，猜不着的时候才是她最高兴的。

　　女人似乎刻意想在城里人面前保持一点优势，比如她绝不问你是谁（强调这点跟我的身份无关，她并不熟悉我的屏幕形象），你做什么的，你的状况如何，她以回避来表示对城里人没有兴趣，尽管这种回避多少有些刻意。我觉得她的心态很好玩，坐在车厢的暗影里只管将她仔细观察。

　　无论如何，能把自己的事做成，能把儿女教育成才，女人自然是很不简单的，也是值得赞赏的。我想。

　　火车应该五点半到北京，我打算睡到五点起床。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大声地说话，以为时间到了，就揉开睡眼想起。只听见女人说，我的手机没了，已经找了好一阵。老太太和儿子也坐在她身边，脸上一副着急的样子。我一看表，才刚四点。

　　睡意全无，我和先生不得不起来。女人用没商量的口气对我先生说：用你的手机拨一个号码。她接过手机，匆忙地拨了一通。“你们看，没有声音。”原来她拨的是她自己手机的号码。到这时，她确信她的手机果真彻底地丢了。

　　大家不甘心，又帮她床上床下地再找了一通，还是没有。丢手机好像是个太普遍的经历，谁没丢过呢？我以为除了沮丧，这事大概就这样过去了。自己认倒霉呗。可是，女人继续不甘心，又径直把我的手机拿去，再拨了一通，还是没有声音。这时，仿佛隐忍了很久，女人终于开始说话：唉，如果不是和你娘换铺位，手机也不会丢。她对那男人说。

　　女人把手机放在手提包里，挂在铺位的行李钩上，那钩子离床头有些距离，贼很顺手。女人这么一说，老太太和儿子顷刻坐不住。老太太又把床铺翻了一遍，满脸歉意，直说对不起；男人也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了一会儿含糊着说：要不，回去我买一个手机赔你？娘俩真像欠了女人什么似的，惶惶不安。

　　女人又看了一眼我先生：他的呼噜那么大，我把头换到那边去了，要不也丢不了。我先生一脸茫然，问我：我打呼噜了？我说有点，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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