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那护士复员，整肃医疗纪律，剩下的事就是把我的腿治好。究竟如何治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确实想多说一点，遗憾的是我根本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练走路。记得院长老把他的一串钥匙扔在离我几步远的地上，让我捡起来再交给他：″小俐，走两步，给伯伯拣起来″。这样的″游戏″每天都要玩好多回，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烦过。　　

　　治腿的时候住了多长时间院不记得了，反正严重的一瘸一拐的时间有大半年。我小时候喜欢认字，五岁多就上了学，小学五年，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换过四个学校，双百的成绩一直伴着我，如此看来，瘸腿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业。院长兑现了他的承诺，在一年之内治好了我的腿，我又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为此我终生感激他。　　

　　但是，如果没有治好呢？如果不是在部队医院，主治医生不是院长，而院长又没在德国留过学呢？　　

　　我小时候的照片很少，怎么找都只有极有限的几张，而且张张没有笑脸。有一张十来岁的时候和父母及姥姥的合影，因为非常瘦，眼睛显得很大，脸上有一种忧郁而落寞的表情，心事重重，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　　

　　带着瘸子的心理阴影，我上了中学。那时的中学一边上着文化课，一边还要学工学农，一学还好几个月。我念初中的时候十一岁，比同班同学平均小两岁，身高也差得远，刚一米三九。我确实看上去很小，是那种小精灵似的小。可以想象，妈妈不放心我的年小体弱，她跟老师说，徐俐曾经是个瘸子，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儿，也不能走太远的路，老师一定要多照顾。其实妈妈如果不说，除了身高矮点，我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要命的是她说了以后平时也不起什么作用，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关键的时候就把我害惨了。　　

　　十四岁那年，部队来学校招小兵。我因为能歌善舞，表面上看去喜气洋洋，在学校也算个扎眼的人物。我记得招兵的叔叔见了我，见我一副伶俐相，非常喜欢，问这问那的。我开始憧憬穿上军装的样子。当时中学毕业以后，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城等待街道分配工作，要么上山下乡去农村。关于留城，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我哥哥已在他十三岁的时候考取了文工团，所以留给我的路只有一条：下乡。那时没谁愿意下乡，想的都是千方百计地不去。如果能当上兵，就是最好的前程，何况是小女兵，名称听起来都是娇滴滴的，到了部队该多神气呀！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告诉招兵的叔叔：她妈妈说她曾经是个瘸子，招去了怕是不合适。老师没有恶意，她只是向部队负责。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我相信我妈妈的肠子都悔青了。为了补救，妈妈带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证明我的腿确实看不出什么功能障碍，但是，那又管什么用呢？因为瘸腿，小朋友给我起过外号，叫我徐俐拜子，长沙话发音拜子就是瘸子的意思。这个外号叫的时间不长，但留在心里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拜子，成年以后看见不会走路的拜子，都会无意多看他们几眼。记得后来上班，天天经过同一条路。一天有个男青年主动和我打招呼，说我长得周正，提出为我画幅素描。男青年说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家就住在马路边，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尽管当时我很忙，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是个拜子。　　

　　现在我给所有人的印象是，乐观、自信、开朗，其实在这层明亮的基调下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性格里还有一层淡淡的、外人难以察觉的灰色，这层灰色和我的瘸腿以及由瘸腿造成的各种成长烦恼密切相关。没有人知道，瘸子的阴影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成长期。学校有过一次拉练，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和大部队一起走了回来，那条腿就比另条腿疼的日子要久，但我一声不吭。学农要挑塘泥，满满的两簸箕塘泥甚至超过我的体重，我就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把重心放到另一条腿上，拼命坚持着，没有让任何同学看出我内心的谨慎和担心。事实上，在我快速发育的那一两年，我的这条腿是跟不上另一条腿的。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比腿，怎么比，一条腿都比另一条腿略短一点。那种焦虑我不会跟别人说，完全独自承受了。淡淡的性格的灰色使我在二十岁以前趋于内敛，即使以后在某些人看来我自信到近于张扬，但那层内敛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始终都存在于我的血液里。我因此很少不清醒，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万一真的错了，也不会错到不可救药，总有挽回或补救的余地。

　　两条腿终于长齐是在我彻底停止发育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简直无法对人明说。我曾经是个瘸子，格外在意自己行动的正常；我害怕重新再成为瘸子，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小心呵护。其实成年以后，当我穿着高跟鞋，昂首挺胸乃至气宇轩昂地走在人前的时候，瘸子的阴影早已不在，说出来都像是别人的故事。今天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曾经作为我生命的重要底色长时间地存在过，它困扰过我的成长，它在我的性格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灰色烙印。其实，绝大多数人对我的性格是有误判的，曾有采访者惊讶：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简爱呢？只有不美而自尊的女孩才会喜欢简爱呀！采访者的经验是，漂亮的女孩都喜欢郝思嘉。我不难看，但我不喜欢郝思嘉，我喜欢简爱。从十五岁到现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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