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三年，萨达姆正在特别法庭受审，而法庭上戏剧性博弈的炮火硝烟似乎仍是那场战争的变相延续。关于那次战争的报道，是每一个海外新闻部的同仁都引以为骄傲的，它创造了央视四套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美国《华尔街日报》曾以大版篇幅报道了央视这次出人意料的传媒竞争风暴，并给予了较高的正面评价。作为一名亲历者，因其角色的特殊，又因其参与过程的波澜壮阔，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开战之前，我的领导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一旦战争打响，我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里。也许在领导的眼里，我的气质和适应的节目类型（或许还有性别）同他们理解的战争报道不甚协调。而在此之前，国际频道所有大型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都由我担纲主持。在不被明确告知的混沌氛围中，我陷入了一种茫然和尴尬：对这次战争报道，我是做准备还是不做准备呢？（战争结束后，我偶然在同事的一篇小文中得知，在开战前的二十多天，“参战人员”就被安排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同专家一起吃“小灶”，包括直播模拟训练。）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开战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在新闻节目中谈到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萨达姆已经回应了布什的最后通牒，战争可能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内打响。这是一次精确的推测，箭在弦上，海外新闻部的紧急战备进入倒计时。　　

　　２０日黎明，当地时间五点三十五分，北京时间十点三十五分，战争果真打响。头天夜里我没有被通知留守，在家里，我看到了国际频道以第一反应报道了战争开始的消息。我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尽管没有被告知，我还是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里去，无论去做什么。　　

　　走进机房的控制室，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平时，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整点新闻直播，工作流程分四班倒，所以我去的时候，头天下夜班和当天早班的各工种人员都在。十米左右的控制台上，导播、切换、录像、字幕、灯光、音响等等工种，平时一岗一人，那天除了用双岗，各工种的各级领导也都在。贴着墙，拥挤地站了一排人，每人都直勾勾瞪着眼，紧盯着屏幕，不时发着各种议论，等候着被派上用场。控制室约五十平米，尽管有机械通风，但仍弥漫着浓稠的人体汗味儿。在人墙与控制台之间，仅留有一人宽的窄窄的过道。过道上，时刻有人神色紧张甚至慌张地冲进冲出，冲进来不知跟人堆儿里的谁说句什么，各工种就会立刻跟着一阵骚动，或者躁动一时。　　

　　我在这个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节目，大小节目无数，从来没有见过控制室里如此拥挤、紧张乃至混乱，除去对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断，战争的爆发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以平时无法见到的超常状态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说着什么，声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见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人们都来了；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声音，但演播室被各种声音充斥：嘈杂，实实在在的嘈杂，那种要命的嘈杂把最关键的一个声音??主导一切的导播的声音几乎全淹没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　　

　　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需要我，也不知道节目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只感觉短时间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就画好妆，等待。　　

　　中午十二点，领导通知我把鲁健替下来。　　

　　换岗的时间只有两分多钟，我要调座位高低，戴耳机，别话筒，让摄像师调机位，一切刚就绪，镜头就已经把我切到了世人的面前。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关注伊拉克战事特别报道》，我是徐俐”。周围的紧张氛围以及一阵子的手忙脚乱，让我的心绪瞬间难以平静，开播没多久，我被告之情绪有点亢奋，要我平静下来。这个提醒很及时，我调整呼吸，放慢说话节奏（我习惯在镜头前快速说话，尤其在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没多久，情绪走向了平稳，平静了下来。　　

　　但是，我的耳机里，我前面说到的嘈杂声浪时刻在干扰我的神经，那是怎样的一种噪音哪！不关掉主播通话耳机便大声喧哗，这是我们演播室常年的工作积习，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对主播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许因为紧张，控制台上的人们完全没有平日的从容，每个人都惟恐另一人失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送到我的耳朵里，刚有一个指令送过来，立刻又被另一个指令更正，以至于我不得不冲着控制台大喊：我到底听谁的？！　　

　　印象最深也最难忘的还要数演播室访谈。那些国内一流的专家在开战不久就进入了演播室，陪着鲁健在镜头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有说话。我接手之后，战争进程没有新的进展，控制台意识到应该也只能进入访谈流程了，于是给我指令：开始访谈吧。但是，因为没有事先规划，谈什么，怎么谈，顺着怎样的逻辑进行，一切不得而知。　　

　　我必须说明，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播电视访谈，那一次是首次。　　

　　好在战争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话题，我从一个小处切入，问在座嘉宾：听到开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没多久，演播室的谈话随之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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