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真的很残酷，徐晶也很残酷。

　　站在这样长得晃眼又打扮得耀眼的人堆儿里，我实在不显眼，因为我的长相气质一点都不艳丽抢眼。看到我的时候，徐晶仿佛有眼前一亮的意思，她告诉大家：哎，这张脸的比例结构不错，而且很洋，长得很正，很上镜。那天，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不被徐晶否定，我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认为自己不丑，但说不上有多漂亮。从小就有人拿我和妹妹比，究竟是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妹妹的皮肤好得不可思议，我从小就体弱苍白，很少有人认为我比她漂亮。妹妹都比不过，还跟别人比什么呀！

　　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感谢谁，徐晶是我要感谢的人之一，因为她的点拨给了我更多的自信，没谁能否定相貌对女主持人的重要性。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知道自己长相条件不错，按照三庭五眼的说法，不算有太多毛病，总之，我很上镜，而且我长得很正。

　　徐晶不喜欢我的发型，说我的披肩长发是半成品，太不职业，她建议我剪掉。我历来认为在办公室里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人与人之别，我是很强调职业化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职业呢？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长发就如何不职业了，而短发就如何职业了，但既然是徐晶说的，剪掉头发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记得我找到西单，一家日本人参与经营的发屋（那时发屋少，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我对发型师说，我要把头发剪了。对于自己一头柔顺的有着大波浪的披肩发，我真的舍不得，它已经伴我十来年了，已经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在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步伐略有跳，头发就在我的肩上抖来抖去。我怎么能够设想没有了长发的抖动，没有了头发的随风飘扬呢？师傅见我那样舍不得，就说：何必呢，不剪不行吗？师傅不知道我剪发的理由，当他在我的头发上下剪子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最终下来了。

　　过后我想，那眼泪既有对失去长发的伤心，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担忧，当时中央台并没有表态要我。对我剪发伤心一事，有人作过评价，他就是现在中央台的台长赵化勇先生，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我也曾去经济部试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他说，头发都舍不得剪，还想来中央台呀？！

　　剪完头发以后，我再次试镜，效果果真好了许多，图像一下子饱满了起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人事处的领导说：如果要用，我们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适，我们会退回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９月２０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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