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吐字发声来说，学好普通话只是基础，最终需要的是普通话的字正腔圆。因此，每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台里练声，是我最初五年一直坚持的必修课。

　　市委大楼的顶层是一个空旷而废弃不用的大礼堂，市广播电台就在礼堂的楼下。每天早晨，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台里，把办公室打扫完了之后，就到大礼堂练声。对于我，那是一天美妙的开始。

　　说真的，我从来不认为练声枯燥乏味，相反感到其乐无穷。那是一种十分专心的状态，你要感受练声器官的细微变化，要把握整套发声系统的需要，你的悟性在同那些发声器官微妙地博弈着：今天你会沮丧，明天就会欣喜若狂。

　　礼堂空旷而安静，它使我送出去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回声，那种回声让我陶醉。我要不时地提醒自己，要辨别回声的假象，要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博弈，本能的感官欣赏和理智之间的博弈。

　　发声是美好的，气息和位置在意念上高度统一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当我有能力掌握气息和位置的时候，我会大开大合地唱上一曲，作为我一天练声的结束。我喜欢结束时的感觉，那种感觉仿佛就是七窍通透，它带给我愉悦和安宁。

　　在陶醉于声音的同时，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个口腔动作，比如打开后槽牙。我习惯性说话牙关紧，牙关紧了，吐字就发瘪，声音也出不来，为此，我必须把后槽牙打开。因为训练过度，我会在生活中同人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来那么一下，或者槽牙关节像脱臼了一样挂在那儿，整个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一切“怪相”都让对方错愕，我的母亲更是忍无可忍。我的母亲很看重女儿相，她不知道我着了什么魔，无端生出那等怪样子，她说，你怎么像一个神经病，你那是为什么呀？

　　练声的时候没有老师指点，一切都在自我摸索中进行。我现在的一个小同事，刚从北京广院毕业两年，她说她不能想象没有老师指点怎么能练。小同事说，在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她到大三的时候才找到感觉，之前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体会。毫无例外，我也经常苦恼，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唯一的条件是能根据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去辨别和体会对错。我曾经错误地把声音位置往前提，过于提笑肌，而使整个声音又白又瘪，我至少为此走了两年弯路。到第四年，我的同事肖晓琳从广院毕业后回到长沙，在她的热情帮助下，我更正了一些错误观念，之后，又朝前进了一大步。

　　就这样，体会着，歌唱着，不知不觉走过了五年。

　　听广院的老师说过，我的吐字发声功夫即使在广院也算好学生。我曾经让我的声音很听话，在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的时候，我演过小男孩，也演过老太太；我播新闻的时候，人说我的声音像中央台的葛兰，我播专题的时候又像中央台的虹云。确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些前辈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曾经无数次地把她们的作品录下来，一字一句地听，一字一句地体会。我在广播电台的八年就是以她们为榜样和目标，一天天地走过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意念，尽管我是市级台的，但我绝不能小气，我一定要正，要有大台风范。我至今还保留了在广播电台播评论时的录音，声音之通透，句子之规整，让我现在都难以置信。

　　青年信箱

　　现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发展口号，我大约记得上海提的是“大气、精致、包容”等，杭州提到了和谐一类的概念，总之，口号都想包含各个城市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以及理想的发展目标。长沙的口号是“敢为天下先”。

　　湖南人才情万丈，也豪情万丈，有领风气之先的传统。也许是这种传统使然，当初长沙电台刚开播没多久，就创办了一个广播主持人节目《青年信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主持人节目还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只有广东电台李一萍的一个主持人节目，后来有了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中央台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如果按时间算，长沙台的《青年信箱》在李一萍之后，而在徐曼之先。《青年信箱》出台就红，红到什么程度呢？每周星期四晚上七点半，在那个少有电视的时代，到处都可以听到由“孙敏燕”主持的《青年信箱》的声音，那个孙敏燕就是我。

　　长沙台的编辑里有多个文学青年，那时文学很吃香，诗歌和小说统帅了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编辑已有人在全国的创作评比中拿了奖，作品还拍成了电影，可见他们实力不俗。在我的眼里，那时他们在办公室好像除了伏案，身体没有别的姿势，他们成天都在写，写自己的小说或诗，或者写公家的各种文稿。他们精力旺盛，才气纵横，他们彼此较劲，又彼此欣赏，他们是注定不甘平庸的。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提出创办一个主持人节目，或许因为他们是青年，他们就本能地想到了为青年服务。改革开放之初，久被禁锢的青年的思想极其活跃。那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随即在全国青年中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生出路的大讨论。讨论之严肃，影响之强烈，波及面之广泛，都是以后的各式讨论所不及的，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青年们渴望知识，渴望出路，渴望自然而然的爱情；他们热血、躁动、困惑和不安，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分担和分享眼前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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