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

　　1990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朱迅出国。

　　选择9月9日，颇有点儿下了决心、狠心的意思。就像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了。

　　电视剧《梦回青岛》刚刚杀青，凯丽姐姐代表全剧组送给我一套蓝色印花布做的连衣裤，祝我一路顺风。

　　我的心早飞了，心急火燎地赶回北京。只剩下两天，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回到家已经是夜里了，姥姥还在灯下等我。她耳朵不好，听不见开锁的声音，见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屋，才慌忙站起来，心疼得摸着我的脸，“黑了，黑了。”姥姥的手有点扎人，糙糙的、硬硬的，倒还厚实。

　　姥姥的皮肤很白，白皙的脸庞总含着笑，无限慈爱地看着我。脸上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副宽边眼镜，重重地挂在鼻梁上。几十年的分量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给人很痛的感觉。“换副薄眼镜吧。”从我第一次挣钱起就跟她讲。“不用不用，你挣了钱我替你藏起来。”姥姥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的。突然我很害怕，怕自己无法回报这样的目光。赶紧躲进自己的房中，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叠钱。这是我这次拍电视剧的片酬和以前藏下的私房，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元。在1990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了。我把它们放在姥姥的桌上，“这些您留着用。”

　　姥姥看着厚厚的一叠10元钞票，“穷家富路，你带上吧。”

　　“日本花不了人民币。”我解释。

　　姥姥不再坚持，“我替你藏起来，等你回来的时候用。”

　　我腻在她身上，再一次提议，“姥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要请舅舅来接你回上海？”

　　“没关系，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我在这儿看家，等你们回来。”老人的眼中看不见一丝犹豫，一点忧伤。她曾饱受苦难，练就柔中带刚的坚强。

　　送行的排场真不小，六辆黑色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国际机场，姥姥没有跟来。88岁的她像每天送我上学一样，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带着厚厚的眼镜，朝我笑着，平静地招手，一直到看不见我的影子。最后车拐弯的时候，我看见姥姥摘下了厚厚的眼镜，擦着眼角。下次回来的时候一定给她买副最好的眼镜，我流下了临走前唯一的一行泪。

　　第一次走进国际登机口的感觉很不错，骄傲中带着几分少年的轻狂。好像还没从几天前拍电视剧的状态中醒过来。飞机上没有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独行者，更有一番从此独闯天下的壮烈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一路好睡，飞机降落的轰鸣声把我吵醒。睁眼时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是一个干净得几乎透明的地方。地勤的日本女孩嘴角边都挂着灿烂。我怀着一种自豪感通过“外国人通路”，带来的五个超大型的旅行箱，却给我惹了麻烦。来的时候做好充分吃苦的打算，连被子都带着呢。我的交际能力非同小可，用仅会的一句“斯咪妈散”（日语“对不起”）马上就招来了两个日本工作人员，两个大男人很费力地把五个巨大的行李搬上车，其中一个黄头发的还把我一直送到接站口。

　　“Welcome to Tokyo.Take care！（欢迎来东京，请多保重）”他鞠躬告别。人家帮了忙，还向我鞠躬，我忙不迭地模仿着他的样子还礼，一边在心中偷笑。一个人从后面扑上来，一把抱住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小妞！”二姐哈哈笑着，好像在嘲笑我这印花布做的连衣裤，“你才老土呢，这是国内现在最流行的！”我据理力争。

　　我和二姐从小就亲，交情是在拳打脚踢中拼出来的。在三个姐妹中，她比较“另类”，天生一身牛力气，从小爸爸不在家，家中男人的活儿都是她一手承担。扛个煤气罐，一口气跑上三楼连大气都不喘。更有甚者，二姐上了中学后，开始在东城区武术馆练散打。开始还算收敛，渐渐地，我就成了她的练拳靶子。每次回来都要跟我“切磋”一番。一个劈掌加上飞腿就足足让我在床头哭上老半天。“等你老了，我一定报今日之仇！”每次我都会咬牙切齿地默念着：“君子报仇几十年不晚”的口号。

　　就在一次激烈的“比武”中，一个五大三粗的邮递员擂鼓般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没事吧。”他探头向里看，一定是听到尖厉的哭叫声，以为是遇上了入室抢劫。“没事，叔叔。”二姐一脸坦然，我含着泪在一旁怒目圆睁。

　　“日本的挂号信，朱迅签字。”一看是小孩儿打架，邮递员叔叔笑笑走了，二姐却躲进里屋哭出了声。一会儿她拿着那封信跑出来，“三儿，我的日本签证下来了，以后没人跟你打架了，自己要多小心。”我哭得更凶，“就是你把我打得再疼，我也不希望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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