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送束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觉得另一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之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呢？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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