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工作

　　新的开始，始于焦躁。

　　抱着一大包从超市“抢”来的薯片，塞进嘴里胡乱地嚼着，好像是要嚼碎那份纷乱的心情。一大包薯片转眼间进了肚，望着空空的口袋，心里更空了。顺手又把一颗巧克力扔进嘴

　　里，舒服一点儿。

　　从西藏回来后，一切就像静止了一样。回国前定下的工作有了变化，我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工作。已经好长时间无所适从了。看着别人忙忙碌碌、跑进跑出，想想在日本时，经纪人桌头我的那张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失落得就像沉入玉渊潭湖底一样。

　　“海归”一词是带着光环的，海外归来的人。

　　“海待”是个新词，就是海外归来待业在家的人。

　　无形的压力开始包团儿。真是“面随心生”，那么爱笑的我，渐渐笑不出来了。一天，妈妈无意间冒出一句，“三三，你的脸怎么总是凶巴巴？”我心中一惊，真的吗？确实已经有好几个较为亲近的人说我变得越来越厉害了。一个办公室里的雷姐说我刚回国时的那种彬彬有礼、大方得体的神态没有了。张政更说，这种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带到镜头上是很令人讨厌的。

　　失落不仅在于等待，更在于我对自己的能力开始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舞台上的美源于自信。但是现在的我简直就是自卑。像钢琴家失去了双手，我做主持人的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年间，为了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训练自己用日语思维，使其滚瓜烂熟、脱口而出。十年后，当我突然站在中央台的舞台上，这才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已经低得如此可怜。不仅描述一件事物时会表达不清，而且常年的日语发音习惯让我的声音尖而软，一亢奋说话往上窜，听着就像被一双无形的手卡紧了细脖子。

　　再说，中央台主持人的背功厉害得吓人，张政看几遍稿子上台就说，几乎不会有十字以上的出入。而我在日本主持节目的时候，真的从来没有背过稿子。现场导演会把程序写在一块块提示板上，到时自然就会举在你的目光所到之处了。主持人所要做的是如何抓住现场每个细节把问题拓展开去，俗称“现挂”。

　　现在别说“现挂”了，我连张口的勇气都在一点点消失。那一串串长长的名字和头衔让我经常在录像的前一天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

　　妈妈眼睛还没好，循声摸来，“怎么啦？”

　　“妈，我真的记不住，怎么办？怎么办呀！？”

　　“刚回来，你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环境。”

　　可爱而空洞的女孩

　　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央台，但扑面而来的巨大困难，甚至比我进入日本电视台时还要来得猛烈。在日本无论你说成怎样，大家会宽容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但在这儿，即使你有千万条理由，也不能原谅，因为你说的是母语，这里是国家电视台，你本应该代表国家级水准。

　　进台的时候，国际部领导找我谈话: “你从国外回来，主持时千万要谨慎，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我马上警惕了起来，这句话提醒得好！

　　在日本的媒体里，我做节目时可谓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及。因为我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在那种电视制作氛围中，无论你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都是可能的，制片人还盼着你语出惊人，拿收视率呢。可这种“随心所欲”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岗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我的言行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央电视台，代表十几亿中国人。

　　太神圣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回国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切从头开始。但这不是肉体上的考验，而是精神上的磨砺。死了心吧！反正日本是回不去了。那样大张旗鼓的告别直播，没隔三个月偷偷溜回来，不仅朱迅的脸面全无，在日中国人也不会觉得光彩。继续留在中国，如何计划自己的人生？是平平淡淡，还是波澜壮阔？是无所事事，还是大有作为？是追求真爱，还是寻求一棵大树？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我的作为到底会多大？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下子给自己的人生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开始迷惑。

　　一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演播室，张政已经到了。今天晚上要录《正大综艺》春节特别节目，编导们信任我，把这个重要的节目交给我做。不能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暗地里求张政：“老兄，多帮我对几遍稿子。”

　　工作灯下，我们的效率很高，接近尾声时，剧组的一个小姑娘跑进来: “朱迅！”我从稿子里抬起头，她的声音里带着喘，手里挥着一份报纸：“你上中国广播电视报了！”我们平时的关系不错，她看见我的消息总比我还高兴。

责编：赵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