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刘洋打电话给我。

　　“天哪！”我叫出了声，“你们要做《摇滚青年》的回顾？！”

　　第二天，刘洋便派出了美女导演韶丹，紧紧地“缠”住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独家消息”。真佩服电影频道的执着，我少女时的记忆像一支已经干了很久的牙膏，一点点儿被挤

　　了出来。

　　韶丹问：“你学过表演？”

　　我答：“没有，玩会的。”

　　“3个女人一台戏！”我们家的3个女孩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姐大力气，演坏人最好。一天，刚看完《红色娘子军》，一进家门，只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桌角，顿时鲜血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见状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回到家，妈妈把二姐狠狠地骂了一顿。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但看见妈妈焦急的目光，我还是忍着疼，咬着牙说，“妈……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来，把他买给我的巧克力分给姐姐们吃吧。”一句话让妈妈泪水涟涟。

　　说起爸爸，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听说他是新华社记者，从我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开始被派驻国外，一去就是六年。每逢妈妈要教训我们的时候，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一句: “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抬起的手总会无奈无助地放下。这次也不例外。

　　刚上中学，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姐妹。爸妈因工作已经分居10多年了，第一次能携手同行当然异常兴奋。当他们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我这个老疙瘩的时候，我心里乐开了花，“以后不用开家长会了。”

　　初三的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曹颖也是同一批的玩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触电”。汇报演出时，听说教育局领导要出席。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地往下看。只见几位同学的家长也坐在台下，用笑容在脸上写满了“自豪”二字。可我这个主角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到场。我突然很想妈妈，抱着大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呜呜大哭，谁劝跟谁急，哭声响彻整个后台。这时只听得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了。

　　老师一脑门子冷汗！

　　妈妈离家前叫我不要随便跟留长头发的人搭讪

　　家中一位老人带着3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当然要步步为营。

　　在三姐妹中，大姐最漂亮。她是家里所有人的骄傲，更是我的偶像。谁能不喜欢她呢？小学她是全年级第一，中学她是清华附中的校花，大学她是外交学院的交际舞冠军。在任何地方无论才貌，她总能那么轻易地抓住周围人的眼球。

　　那一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

　　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广告的模特。”我吓一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权威地甩过去六个字，“算了吧，丢份儿。”二姐倒觉得很新鲜，“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细细打扮了一番，出门之前严肃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

　　几个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一看那样儿就知道已经得意忘形了。

　　“考中了？”

　　“没有。”

　　“那是吃错药了。”

　　“没吃药呀？”

　　“那得赶快吃点儿，笑成这样不正常。”

　　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招聘的评委中有一位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她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下来了，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大姐是个文静的女孩，很少见她这么喜形于色。我真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目的是把她巧妙地引开。配合得好极了，就在这个空当，那位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影。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

　　第一次坐奔驰，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兴师动众地来接一个15岁的小孩儿，“我就是个托儿，有比较才能衬托出姐姐的美丽。”我为自己能有这种牺牲精神感到很满意。

责编：赵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