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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昀:一生的财富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9月21日 16:59 来源:CCTV.com

  几天前,广西宾阳县委书记施汉飞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来领取全国质量先进县的奖牌,在机场,我们的手又一次握到一起。从相识到相知到分别,从喝第一杯酒时的陌生到离别时的一醉方休,从曾经的制假大县到全国质量先进县,对于我们、对于宾阳,短短一年都有太多的记忆和留恋:火热的基层,充实的生活,实践的课堂……。

  一年宾阳行,对我人生最大的帮助是补上了三堂在北京学不到的课程。

  知识课使我重新认识中国社会

  我在县里分管招商引资,最初很多朋友表示愿意到我那里投资,一是支持,二是东部地区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高,到西部去不失为一种突围的方法。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我认为与东部相比不应该有问题的地、电、劳动力等资源在当地非常紧缺。地在农民手中,要得到几百亩地,农民的工作很难做,何况还有国家农田保护政策的限制。电本是广西的优势,但广西的水电站是广东投资的,去年下半年电力紧张,广西的电要按合同供给广东,造成全县大停电。劳动力有,但农民工们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在我们的企业中就业,因为广东的工资更高。我做过计算,种水稻,一亩地的收益是500元,种甘蔗800-1000元,我们人均不到一亩地,靠种地温饱勉强,要建新农村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而发展工业,地、电、人是基本要素,不能在土地政策上获得对西部的特别支持,不能说服农民舍小家为大家,不能获得土地,经济发展将是难以突破的怪圈。

  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栏目批评了广西的某地限制农民将甘蔗外运。今年糖价高,甘蔗成了一种抢手的资源,一些有糖厂而不种甘蔗的地方,通过提高原料蔗价格的方式争夺资源。那些花费了很多土地资源种植甘蔗的地方则展开了甘蔗保卫战,要把资源留在自己的糖厂。限制甘蔗外运表面的理由是糖厂为农民提供了种子和化肥,形成了事实的合同关系,实际的背景则是财政收入,在取消了农业税后,种甘蔗对政府收益的关键是甘蔗在本地深加工。广西的大部分县还是吃饭财政,财政最大的负担是农村基础教育,因为教师要占到财政供养人口的一半左右,失去几千万的甘蔗财政,对于一般只有两、三个亿财政的县来讲是不能承受的。所以,不与农民逐利是对的,维护政府运转和基础教育的稳定也是对的,好和坏的差别只是处理的方法是否更加科学和人性化。

  上述只是两个局部的事例,在基层工作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矛盾,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必须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中来思考,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要做到客观准确,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感情课拉近了我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

  到宾阳不久,一位乡镇书记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电视上乡镇干部的形象总像个恶霸?我很诧异,但细想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的基层干部很多是在批评报道中,不仅有乡镇干部,还包括县一级。其实到地方看看,基层干部真的不容易。收入菲薄:宾阳的县委书记月工资加补贴是1200元,乡镇一级几百元,村官补贴几十元;生活艰苦:相当一批干部是异地为官,同我一样住在单身宿舍,每月只能回一两次家,我们戏称是“已婚享受未婚待遇”;压力极大:GDP是硬指标,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来补。县里的招商局曾经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到广东代表宾阳县向一家不大的企业落成致贺,原因是这家企业的股东在本县有投资,这可能是我参加过的最小企业的落成仪式了,招商引资可谓煞费苦心。而对基层政府来讲,招商引资是加法,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则是一票否决,有位乡镇的同志在向我介绍计划生育工作时哭了,伤心处是得不到乡里乡亲的理解,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他们付出的不仅有努力还有乡情。我想,我们在报道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弱势一方,与我们这些中央媒体记者相比,其实基层干部也是弱势群体,做错了应该批评,但要留有余地,多一份理解,毕竟他们才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到基层有了更多接触农民的机会,对他们的感受首先是同情,特别是看到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够我们在北京吃一餐饭时,歉疚感就格外强烈,农民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社会的给予,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随着工作的开展这种感受有了新的发展,经常会“恨铁不成钢”,明明是为农民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理解不支持呢。当我真正坐到农民的家里和他们喝米酒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真正的农民,吃苦耐劳,讲奉献,讲感情的农民。这时我理解了所有沟通的障碍其实只是“信任”俩字,如果干部不高高在上,都把农民群众作为父母一样来关心,像兄弟一样来爱护,就没有说不通的理,办不成的事,农民会向你掏心窝子。在挂职的一年中,我这个北京来的书记经常带着米酒到农民家里做客,看到农民朋友诚挚的眼神,内心非常的感动,也很感激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感情上近了,自然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假设一下,我们在报道中如果把自己与当事人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报道会更客观、更准确呢?这就是挂职的收获。

  实践课增强了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台领导经常要求我们要想管、会管、敢管,到了基层才真正理解了它的重要性。在基层不想管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它的难度,如果疏于管理,小事也可能酿成大祸。不会管也是不行的,群众不理解是生硬地开个群众大会提要求,还是跟他们促膝谈心,甚至吃餐饭,会管与不会管真可能谬以千里。不敢管就更不行了,一百万人的县,几十个部门,不敢管如何树立威信?保持政令畅通?我们开玩笑说:不敢管,转眼都成了“刁民”。

  宾阳是一个特殊的县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小香港”,民营经济发达。九十年代,假冒伪劣盛行,“宾阳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县域经济遭到重创。经济的下滑导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最极端的表现是在上世纪末,农民把县政府砸了。我挂职的这一届政府,是在宾阳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两票否决之后上任的,大部分是外地人,面对复杂的政情、社情,他们采取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迅速稳定了局面,等到我离开的时候,宾阳被评为全国质量先进县,终于走出了低谷。

  总结宾阳的工作经验,有三点印象深刻。一是谨慎,凡事都要经过深入的调研,再做出切合实际的决策,力争水到渠成。二是秩序,非常强调工作中的秩序,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关系,防止矛盾的产生,保证政令畅通。三是务实,对群众工作不搞花架子,思想工作既扎实又细致。

  我到宾阳,上的第一堂课,是配合我的县委办同志给我讲“规矩”,什么是我管的,什么不能管;什么字可以签,什么字不能签;什么时候要讲话,什么时候应该由下级或上级先讲话;甚至在接待中如何坐,怎么敬酒等等,清清楚楚。过去我们最反对官场规矩,但进了官场才发现秩序是保持团结最好的稳定剂,因为它能把责任和权利明确化,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不去踩别人的脚,而且能够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到一种程序化的简单,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按规矩办实际上是最轻松,最有效率的。我是挂职干部,又是北京来的,大家都敬我三分,我还能“不越雷池一步”,自然与地方同志相处融洽。

  处好关系,不等于就可以把工作做好,作为副书记做决策的前提是“慎言”,只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才可以发表意见,否则很容易“祸从口出”。我分管的一项工作是推广数字电视,很多地方在推广数字电视时,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甚至冲突,起因往往是操之过急。为此,我们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在电视上做宣传,然后问卷调查、社区走访,了解群众的认知度和意愿,当确认大多数人已经愿意接受了,才真正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期间还组织到试点县去了解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什么问题,如何避免。等万事俱备,才从容进入小区试点,最后全面铺开。总结数字电视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严谨的工作作风是关键,我们要对群众负责。

  印象中,在我们媒体中出现的基层干部很多都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事实上,做基层工作,大家都很务实,都要想方设法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我们有个双江村,在前年一场大水中被冲毁了,县里决定把它重建起来,要成为示范村。双江村的群众基础不好,两个大姓互不买帐,在重建规划上,两个姓都要求把通向公路的桥修在他们这边,既要建新村,就要求房屋朝向统一,许多村民又提出风水问题,一家一个想法,新村规划做不下去了。最后常委会决定,派两个县委常委带着从双江村出来的县里的干部进驻双江村,一户一户做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群众思想通了,双江村终于重新建了起来。在基层,群众不会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想通与不通,往往决定一项工作的成败,甚至又增加了几个上访户,所以学会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成为基层干部的一个基本功,方法多种多样,像我这样来自北京的干部,语言又不通,只好带着米酒,靠真诚去去打动群众,效果也不错。

  回想一年,基层真是一个大课堂,只要用心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常对朋友讲,在北京“晃”一年,不如到基层去学一年,在基层增长的才干是最贴近中国实际的,它可以使你受益终生。

海外新闻部 范昀

责编: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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